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中國、統(tǒng)一天下為止，是我國歷史上的春秋和戰(zhàn)國時代。在這500多年中，秦從一個西陲部族，發(fā)展到橫掃宇內的最強國家，正確的大戰(zhàn)略和軍事外交決策，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雖然秦穆公之后的幾代秦公都缺乏雄才大略，但“稱霸西戎”已經(jīng)使得秦國有了爭奪天下的資本。到戰(zhàn)國時期，秦西方為烏氏、綿諸，南鄰巴蜀，北有義渠，僅有東側的韓魏和東南的楚比較有威脅。而且，隨著三家分晉，應該說秦國在東側的壓力應該是部分降低的。

不過，誰也想不到在戰(zhàn)國初期，秦國卻在東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威脅，這完全是因為魏國在魏文侯君臣的變法圖強下異軍突起。從公元前413年開始的6年中，魏連續(xù)奪取了秦國的繁龐、臨晉、元里、洛陰、郃陽，秦的河西之地全部為魏所有，秦國只能退守洛水。

好在魏國處于四戰(zhàn)之地，加之三家分晉，雖然趙國與韓國最初愿意跟隨魏國，但三家難免因為爭奪領土發(fā)生矛盾。而秦國趁魏國轉向攻擊齊楚等國的有利時機，從公元前408年開始進行了長達20余年的改革。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啟用商鞅進行變法。而就在這一年，魏國遷都大梁，并且開始著手修補南起陜西華縣，經(jīng)渭水、洛水至澄城的長城，以加強對秦防御。眼看魏國逐漸因為多線作戰(zhàn)轉入守勢，秦國及時與魏國東面正在崛起的強國齊取得聯(lián)系，約定聯(lián)合對魏國作戰(zhàn)，而魏國南方的楚國也開始有意識地削弱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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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交大戰(zhàn)略角度上來看，秦國此時與齊楚的“協(xié)作”，更多僅僅是一種“乘人之?！薄俺没鸫蚪佟钡男袆?，與日后連橫布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多線作戰(zhàn)確實有效地抑制了魏軍威力的發(fā)揮，使其疲于奔命。

公元前353年和公元前341年，齊國軍隊在孫臏的謀劃下兩次重創(chuàng)魏軍。在齊魏馬陵之戰(zhàn)后，商鞅向秦孝公進言，秦國與魏國是死敵，只可能是你死我活，應該趁魏國大敗奪取河西，為秦國東向爭天下掃平障礙。

從周顯王二十九年開始，秦國連敗魏軍，最終在公元前330年迫使魏國將河西之地歸還秦國。河西之地的臨晉正好卡在函谷關與秦國本土之間，如果秦國不能控制此地，就無法憑借函谷關和黃河天險保證本土安全。而奪下河西之地，秦國就掌握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同時，由于魏國連續(xù)數(shù)次被齊國擊敗，因此進入戰(zhàn)國中期，阻止秦國統(tǒng)一天下的主要對手，已經(jīng)不再是魏國，而是東方崛起的強大齊國。而秦軍飲馬黃河，隨時渡河侵入中原的情況，引起了關東六國的恐慌。為了對抗強秦，關東六國被迫放下彼此間的矛盾，組成臨時的聯(lián)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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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孫衍作為最初倡導合縱抗秦的人，登上了戰(zhàn)國的歷史舞臺。當然，《史記》將這一功勞給了蘇秦。不過，無論是蘇秦還是公孫衍，他們說服六國的基礎，就像《史記》記載蘇秦說服韓宣王時提到的“地之有盡而秦之求無已”。既然秦國有吞滅六國的想法，那么六國自然不愿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必須要聯(lián)合起來對抗強敵。

所以我們也可以認為，即便沒有公孫衍和蘇秦，其他人也會出來組織六國合縱抗秦。就像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時期，面對崛起的法國，歐洲先后結成六次反法同盟，屢敗屢戰(zhàn)，非要打敗有著強烈擴張欲望的法國。而二戰(zhàn)中，德意日法西斯軸心的存在，讓中美蘇英等政治體制迥然不同的國家暫時放下彼此間的矛盾，組成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以避免被奴役的命運。

當然，與千年之后的反法同盟相比，六國合縱缺乏一個英國這樣精于戰(zhàn)略布局的核心。而且秦與關東六國相比，是占有地利的。而英國和法國相比，卻有著海權優(yōu)勢，因此即便大陸上的同盟屢次被打敗，英國本身卻立于不敗之地。這也說明戰(zhàn)略布局必須要與軍事斗爭形勢和特點相符合，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公元前329年，秦國全面突破黃河攻魏。第二年，張儀擔任秦相，開始實施連橫之計?！斑B橫”實際上就是齊秦這兩個分據(jù)東西的強國以武力迫使其他國家“事一強以攻眾弱”。由于張儀擔任相國，讓前任魏國人公孫衍失勢，因此公孫衍回到魏國，開始準備主導抗秦。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稱王，公孫衍隨之發(fā)起“五國相王”，請魏、韓、趙、燕、中山相互稱王，這實際上是希望組成三晉為核心的抗秦合縱形勢。面對秦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針對“連橫”之策的“合縱”自然很有市場?！翱v”實際上指的是以三晉為軸心，聯(lián)合南北的燕、楚對抗齊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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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3年，魏惠王繼續(xù)使用公孫衍“五國相王”的策略，聯(lián)合趙、燕、中山、魏、韓五國對抗齊、秦和楚。結果由于合縱五國各懷鬼胎，且實力與齊、秦、楚相比太過懸殊。因此反而招致齊滅中山，而楚國奪取魏國八城。

秦國此時也派張儀回到魏國，勸魏國背叛縱約，與秦國搞連橫。魏王不從，秦國發(fā)兵攻魏，而合縱各國僅有韓國派兵支援魏，兩國聯(lián)軍被秦國打得大敗，被斬首8萬。秦國一舉奪得曲沃、平周，魏國被迫背約與秦國連橫。

在擔任魏相之后，張儀一面向魏國兜售連橫之策，一面鼓動韓國加入連橫。但這一套離間六國的伎倆卻將本來在合縱以外的齊和楚逼入合縱一方，關東諸國開始一致支持公孫衍的合縱計策。而魏國先用張儀擔任相國，又在公元前319年再行合縱之策，將張儀驅逐。這一次合縱楚、燕、韓、趙、魏都有參加，公推楚懷王為縱長。

張儀擔任魏相，卻因為行事操切而導致原本正打得熱鬧的關東諸國被迫暫時放下矛盾，一致對秦，使得秦國此前的戰(zhàn)略計劃被徹底打亂。雖然六國合縱成功，但因為楚國作壁上觀，燕國國力太弱，結果三晉部隊在函谷關被秦軍打敗，第二年三晉再敗于今屬河南的修泱，秦軍斬首八萬兩千。第一次合縱攻秦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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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合縱攻秦失敗，體現(xiàn)了合縱計策的最大問題，首先在于六國軍隊大多戰(zhàn)斗力較弱，無法在野戰(zhàn)中正面抗秦。其次各國統(tǒng)治者大多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小利，不可能將全部力量集中用于抗秦。而其后的三次合縱攻秦，也證明六國不可能真正聯(lián)合抗秦。

應該說，當秦國牢牢掌握河西之地和函谷關天險時，它已經(jīng)在外交大戰(zhàn)略上基于不敗之地。通過結盟將對手拖入多線作戰(zhàn)，一方面削弱了敵人和盟友，另一方面也保證了本土的安全。

但是，從這一階段的秦國與六國的力量對比來看，秦雖然據(jù)有地利，但國力尚不足以席卷六國。第一次合縱失敗后，秦國對魏韓的控制得到加強。但是齊國與楚國卻看到了秦國的威脅，齊國主動派遣使臣入楚，兩國結為聯(lián)盟。這樣一來新的合縱抗秦聯(lián)盟就有了兩個最強大的支柱。

對此，秦國開始“苦練內功”，集中兵力轉向了中原以外的地區(qū)，將北面的義渠擊敗，又向南奪取了巴、蜀等國。當張儀和司馬錯爭論是優(yōu)先占領巴蜀還是爭奪中原時，司馬錯提出中原國家對秦國奪取巴蜀缺乏警惕性，這種從國家形象和外交角度考慮大戰(zhàn)略的思維，在當時全世界都是極為罕見的。

在奪取巴蜀，力壓義渠后，秦國再次出函谷關，照例先拿韓魏開刀。此時韓、魏對秦而言簡直就是案板上的肉。不過南方的楚和東方的齊國仍極為強大，如果秦國試圖奪取三晉，齊楚聯(lián)盟可從兩個方向從側面對秦軍予以襲擊。于是，秦國開始著手制定分化瓦解齊楚聯(lián)盟的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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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前313年開始，秦國派遣張儀入楚，利用楚懷王昏庸，約定向楚國割讓六百里——原屬于楚國的商于地區(qū)，以利誘瓦解齊楚聯(lián)盟，組建新的秦楚連橫。對于楚國而言，秦和齊實際上都是有可能發(fā)起連橫的可怕敵人，如果能削弱齊國，交好秦國，還能獲得六百里土地，看似也算是一樁一舉三得的“買賣”。

但是這時正在楚國的縱橫家陳軫向楚懷王指出張儀的謊言：秦國重視齊國和楚國，是因為齊楚聯(lián)盟，如果楚國與齊國絕交，那么陷入孤立的齊和楚都不會被秦國人重視。而且先同齊國絕交，再向秦國人要地，肯定是要受到蒙騙的。

陳軫與張儀算是老對手，他先后在齊、秦、楚三國宮廷當客卿，在秦國時與張儀爭斗，險些被張儀陷害，雖然依靠伶牙俐齒逃過一劫，最后卻只能跑到楚國棲身。楚懷王對陳并不十分信任，曾讓他出使秦國。因此陳軫的諫言自然沒有被采納。

事實證明，楚懷王果然被張儀誆騙，更糟糕的是楚懷王怒而興師，反而促成秦國與齊國連橫攻楚。公元前312年，秦軍在丹陽大破楚軍，斬首8萬，再敗楚軍于藍田，奪去了楚國的漢中之地。公元前311年，張儀通過鄭袖等說服楚懷王與秦國連橫，穩(wěn)定了攻擊三晉的側翼。

但也就是在這一年，秦惠文王去世，張儀在秦國的好日子算是到頭了。由于繼位的秦武王是個武夫，在太子時代就不喜歡憑三寸不爛之舌爭天下的張儀。結果張儀只能躲到魏國。

秦武王繼位時，秦國已經(jīng)重創(chuàng)楚國，同時三晉的魏國和韓國已經(jīng)被嚴重削弱，而趙武靈王雖然不是簡單角色，卻正專心與齊國爭奪燕地。因此秦武王有機會趁六國忙于自身發(fā)展，而奪取進入中原關鍵的韓國宜陽，并且進一步鞏固在義渠和巴蜀等地取得的利益。

雖然通常被認為是一介武夫，但事實上秦武王在大戰(zhàn)略方面是相當聰明的。他將越國這個久處戰(zhàn)國大勢之外的國家拉了進來，約定秦越夾攻楚國。這一手等于在楚國背后開辟“第二戰(zhàn)場”，使得楚國陷入兩面夾攻，疲于奔命。隨后，秦國交替攻擊楚國、三晉，逐漸奪取楚國的巫郡和黔中郡，徹底削弱了楚國。

而齊國因為楚國背叛，聯(lián)合三晉攻楚，實際上是沒有看清主要敵人的昏著。事實上，此時三晉與齊國仍有相當戰(zhàn)斗力。如果組織得當，還是有可能威脅秦國的。尤其是齊國，此時已經(jīng)逐漸壓服了楚國、韓國。楚懷王為了緩和齊楚關系，將太子橫送到齊國做人質，結果這一行為惹怒了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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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98年，秦國背信棄義將楚懷王騙到秦國扣押起來，這樣一來刺激了關東六國。而陳軫則在這個時候回到老家齊國，向齊湣王鼓吹“合縱”，齊國聯(lián)合韓魏合縱抗秦，而秦國的盟友趙國和宋國則作壁上觀，導致齊韓魏合縱聯(lián)軍在與秦國于函谷關對峙三年后破關而入，迫使秦國將今天屬于山西臨汾的武遂還給韓國，又將封陵還給魏國。

隨后，齊國因為消滅宋國，一時間震動天下，史稱“兩逼三晉，吞并周氏，有取代天子之勢”。在這種情況下，秦國在公元前284年逼迫三晉及燕國與自己合縱攻齊，通過濟西之戰(zhàn)重創(chuàng)齊國，而且消耗了三晉的軍事力量。經(jīng)過濟西慘敗，雖然有田單光復齊國，但齊國至此元氣大傷，再也不能采取連橫與秦國爭奪天下。其他五國也不可能組成真正意義上的合縱與秦國對抗。

但是此時，秦國尚不能徹底橫掃六國。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秦國統(tǒng)治階層私心雜念太重。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四次擔任秦相的穰侯魏冉。魏冉上位，主要在于他是外戚，是宣太后兄弟中最有能力的。作為一名統(tǒng)帥，魏冉的功勛赫赫，同時，他也有識人之明，秦國的戰(zhàn)神白起，便是由魏冉提拔的。

但是作為外戚，魏冉和整個宣太后家族卻把持朝政，將從關東六國奪取的財富和封地都歸入自己控制之下。無論是占領楚國郢都，辟為南郡，還是攻擊三晉，魏冉的財富和封地每一次都隨之擴展。有些時候，魏冉也會受到六國的蠱惑，在有勝算的情況下自行撤圍。

例如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冉圍攻大梁，卻在須賈蠱惑下撤圍而去。兩年后他與白起先攻三晉，然后又逼迫趙國去攻擊齊國，這本是破壞合縱的好計策。但因為齊襄王和蘇代巧舌如簧，魏冉竟直接撤兵回國，放棄作戰(zhàn)。魏冉的我行我素，也反映了秦國此時缺乏大戰(zhàn)略的統(tǒng)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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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橫”政策在齊楚已經(jīng)被削弱的情況下，需要被新的政策所替代，那就是將六國作為統(tǒng)一體予以打擊和征服。當然，想要修改政策，首先要除去既得利益階層的掣肘。

公元前271年，掌握秦國大權的魏冉派軍越過韓魏去攻擊齊國的剛壽地區(qū)，希望將這片區(qū)域并入自己的封地陶邑。這一行動對秦國征服關東六國的目標，毫無意義，僅是為了滿足魏冉自己的貪欲。

好在從魏國入秦的范睢及時向秦昭王提出“遠交近攻”的原則，即奪取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須可靠地為秦國所控制。同時，針對秦國此前大量軍事勝利卻沒能摧毀六國軍事基礎的問題，范睢提出了“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重點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原則。

“遠交近攻”相對于此前秦國的連橫之策，更著眼于具體戰(zhàn)略目標的制定。由于此時六國大多由無能權臣把控朝政，秦國可以用文武手段欺騙不直接接壤的國家對秦國的入侵行動采取“綏靖主義”，而隨著秦國將鄰國吞并，國力大幅度提升，再對偏安一方的齊燕等進行打擊，就會手到擒來。

不過，即便秦國擁有強大國力，連橫以及遠交近攻等外交和大戰(zhàn)略策略也運用較為得當，戰(zhàn)爭中仍充滿了各種波瀾和反復。在長平重創(chuàng)趙國之后，秦國很快就在邯鄲城下遭遇了合縱聯(lián)軍的逆襲，竟然一路被追擊到河西之地，才勉強穩(wěn)住陣腳。

但這次合縱已經(jīng)是六國的最后閃光，因為此時三晉凋敝，楚弱齊破，六國即便有心聯(lián)合攻秦，也難以突破函谷關和黃河天險，真正威脅到秦國本土。

秦王掃六合，實際上是對此前百年秦國歷代耕耘的一個總收割。秦國從春秋時代開始，就有意無意地通過擴大國土面積和人口提升國力，在掌握巴蜀之后，實力已超過其他六國。此外商鞅變法之后秦國獲得了更強的動員能力，軍隊組織也更為優(yōu)秀。

以總體的角度來看，秦國的優(yōu)勢遠超過三家分晉之后的趙魏韓，也要優(yōu)于齊國和楚國。而且秦國偏處西陲，不容易陷入多線作戰(zhàn)。而無論是連橫還是遠交近攻，包括“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的原則，都是從外交和戰(zhàn)略角度進一步削弱敵人，放大自身優(yōu)勢。

合理的戰(zhàn)略加上總體戰(zhàn)的國力優(yōu)勢，保證秦國即便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犯一些錯誤，甚至遭遇少數(shù)幾次慘敗，仍然能夠保證取得最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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